[原创]王朔看文人【猫眼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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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王朔看文人【猫眼看人】

时间：2020-07-12 12:41 来源：未知作者：admin 阅读：次

从旧书店淘来一本《美人赠我蒙汗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本，阅读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很多的错别字，想来是盗版。该书是两个人的聊天——王朔与老侠畅谈文学、文人与中国文化（封面作者又是王朔、老霞）。我不知道老侠是谁，也不想知道。我只是觉得该书丰厚、直率、见解独特、发人深省，他们手握解剖刀，解剖文化、历史、现实、人性，并毫不留情地剥下了中国文人的画皮（王朔对自己也进行了无情的解剖与批判），让我看到了一个赤裸裸的中国文坛和中国知识界。读过不少王朔的作品，他的《玩的就是心跳》、《看上去很美》、《动物凶猛》、《无知者无畏》等中、长篇小说，让人耳目一新，曾经掀起过一浪又一浪的“王朔热”。我曾经不止在一篇文章中推崇王朔，尤其他的语言。我说过，王朔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唯一具有语言创新能力的作家，他与老舍一样，都是运用北京话写作，都展示了北京人特有的幽默风趣、尖酸刻薄，然而，王朔将这种幽默风趣和尖酸刻薄发挥到了极致，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言文库。而且，王朔的语言不仅是生动的，而且是意象丰富的，不像如今的某些流行的网络语言，虽然俏皮，虽然也有点生动，却干瘪和扭捏。“我是流氓我怕谁”、“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都没有”、“扯蛋”、“装孙子”等语言词汇风靡全国，让人心惊肉跳。还有诸如：“街上全是坏人……他们都叫你学好，好自个使坏”、“说实话，能让我们瞧得起的民族还不多呢。不就是才过上二百年好日子么？有什么呀？我们文明四千年了，都不好意思再文明下去了”、“扯蛋就是扯蛋，非要把蛋扯出个大原则，最恶心”、“朋友无非两种，可以性交的和不可以性交的”、“什么也瞧不见还站在那瞧，仰着脖子，瞪着白内障，这叫信仰”、“割了鸡巴敬神，神也得罪了，自己也疼死了”、“我养过一只苍蝇，一冬天往玻璃上撞，春天我打开窗户，它经过窗口就掉下来，我说，你丫装什么呀？它说：不习惯”、“一个人在餐馆里夸赞一道菜可口并不是说他想留下来当厨师”、“要不号召大家奉献，让自己吃亏蔚然成风，我怎么占便宜？”、“逼有什么好牛的，这玩意儿姑娘们人手一个”、“交朋友还是酒肉朋友比较好，酒肉在朋友在”、“我们中国人比你们看的透，历史感比你们强，从来都是让历史告诉未来--没现在什么事”……虽然有些粗痞，却真实、形象，句点在理。尽管在荒诞的故事中展现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人性并非只有王朔一人，但王朔的小说以他独特的语言特色，让我们读后记忆深刻并不得不有所思考。还是回到《美人赠我蒙汗药》。在这本书里，与王朔对话的是老侠。尽管我不知道老侠是谁，但我感觉老侠是个知识渊博的智者，在他的谈话中，透露了他对文学、艺术、历史、哲学、文化、政治以及中国文坛现状的独到见解，让我受益匪浅。本书从王朔的创作开始谈起，王朔告诉老侠，开始写小说时，他也只能写假话，因为他的书面语言库里没有一句真话。还有那些编辑和名作家，不断地要求他要升华、要高于生活、要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否则就不好发表。王朔知道，这不是他要表达的意思，可是，用已有的语言库里的语言说真话就跟说假话似的，一看就不可信，“所以我只能用开玩笑的方式、调侃的方式说。我用这种方式是想让对方知道，我说这些不是真的，别往真的里边想，别那么实在地想。”王朔说他的语言像在说黑话，谁也不会知道他到底说的是什么，但大家都知道你在说什么。王朔很感激《收获》杂志，在他成名之前，这家杂志是唯一不要他在作品中添加光明尾巴的刊物。拿王朔的话说，他很快便玩成了大婊子，后来便立牌坊了。老侠肯定了王朔被人称之为“痞子文学”的小说的颠覆意义，认为它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一些人基本的生存策略与技巧，认为王朔的语言“把文革式的革命词汇和新时期的尼采们放进油腔的北京痞子的口语中，于是你的语言颠覆的毁灭性剩下的只有价值废墟。”在肯定王朔的同时，老侠对王朔后期的创作以及一些行为提出了尖锐批评，尤其是他投入影视圈的行为，老侠认为“再尖锐再深刻的东西一进入大众文化，就变得圆润、浅显、有益消闲，而这，正是大众文化最险恶的地方。”他说王朔的《编辑部的故事》还挺尖锐的，到了《过把瘾》就开始糟蹋自己了，把一个残酷的东西改成了大团圆的煽情剧，到《爱你没商量》已经是穷途末路。“王朔完了，就这么一个像点样的口语作家，写出点中国人的生存真相，一进影视圈，肯定废了。”王朔承认，他的影视作品都是冲着观众的钱袋去的，而且影视圈有它的规则，要考虑到集体利益，要向观众谄媚。王朔告诉老侠，当《编辑部的故事》出来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剧本问题很大，有的集不错，有的集就是瞎说。剧组领导急了，说你不珍惜自己的劳动，也不能砸了大伙的饭碗啊，要求他来个更正。结果王朔也只能按领导的旨意召开记者招待会，告诉大家他所指的是一种侃大山的创作方法，并不是毫无内容的，这才挽回了影响。王朔承认自己俗，他说大众文化就是俗文化，弄大众文化就脱不了俗。他说：“我认为真善美这个词组都不能成立，应该是假善美、真丑恶……你要美好和善良，你就得胡编……”老侠批评王朔与王蒙等人参加《今晚我们相识》之类的电视节目，太俗气了，简直是在作践自己。他说“不管怎样，你是个作家，不是戏子、歌星，进电视里当人家的道具，让人家当个玩具耍，给你摆在那儿哼哼两句，逗大家乐。稍有智商的人，要出名，即便不讲做人的底线，也得讲点策略！”他还说“大众传媒不是个东西，把挺优秀的人弄成了猪脑子和小丑。”他举例《麦田守望者》的作者赛林格，一本书出名之后便躲起来了。后来，他唯一接受的一次采访还是一位十六岁的女高中生做的。认为中国的作家大多媚俗、功利甚至没有底线。他说，王蒙刚当文化部长的时候，好多作家给他写效忠信，比如刚刚调到中国作协的玛拉沁夫，说自己身体健康，还能干事，希望王蒙给他个位置。还有中国最权威的诗歌评论家、北大教授谢冕给王蒙写信，吹捧王部长不仅小说写得好，诗也写得很好（据说指的是王蒙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一首长诗，很多人都认为写得很差）。还有许子东，在写给王蒙的信中说，王的《活动变人形》，评论家们都没有解读到点子上，他要重新评论，挖掘其深刻的内涵……这些信后来被王蒙发表在刊物上，让读者看到了一些人的丑恶嘴脸。在谈到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时，老侠认为四大发明在中国文化的整体结构中，无法升华和成熟，“指南针在中国用于测风水，但一进入西方的文化结构中，就变成了磁现象。”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动力不是儒家伦理，而是体制的自由主义化。然而，杜维明、李泽厚等人却竭力鼓吹中国文化拯救人类、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老侠问“享受了全部自由世界恩惠的杜维明，为什么不回到他怀念的中国文化中来生活？”老侠认为，无论是国内的学院派，还是海外的华人学者，他们本土化、规范化用的全是西方的方法与概念。“一种文化连整理自己资源的概念与方法都找不到，还奢谈什么本土化？！他们的语言也是译文体的。维特根斯坦说，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思维，选择什么样的思维，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中国传统中找不到我们走向现代自由社会的理论支点，找不到方法，还有什么资格大谈文化重建？！”他还认为，中国法律的根本问题是立法精神的问题，从古到今，法等于刑。一些法学专家，回避实质性问题，在枝节问题上搔痒，简直就是昧良心。老侠说，老北大、清华培养了一批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后来经过思想改造和各种运动，他们就变成了农民，而且是狡黠的农民。学术界和知识界的不诚实，几乎就是一种生理状态。不诚实、说假话、依附权力、讨好权力，在中国文坛和知识界随处可见。“奴才最大的悲哀是主子不理解他的一片忠心。奴才最大的欣喜，是主子把他奉为座上宾，聊聊知识和经国大计……中国的学者们，只要知道谁谁谁要召见他，他会一夜无眠，想着明天穿什么，说什么，握手时的脸部表情该怎样才恰如其分。”一些文化人和经济学家说西方文化是恶，中国文化是善。西方崇尚物质、机器、武力，中国崇尚人文、道德、和平。可是，经济情况有了点起色便《中国可以说不》了。一些留学回来的“海龟”，如胡鞍钢等人也一个劲地鼓吹中国经济学在二十一世纪，将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余秋雨等人用传统骗，一帮学院派用舶来品骗。中国知识人都有双重人格，在媒体面前和公众场合，慷慨激昂、颂词连篇，在与朋友喝酒聊天时，却骂这骂那。既想得到公开利益，又想在朋友中保持人格尊严。“中国文化中不仅缺少诚实，更缺少宽容。”王朔发现一个现象，其实大家都同意这个观点却拉开了阵势争论。都是在强调一个桌子而已，一个强调桌面，一个强调桌背。老侠说“没有分歧，但有深仇大恨”。他举了诗人之间的争论，江河、西川等人与于坚的争论，其实没有什么观点的区别，有的只是小团体的不同。“知识上不诚实，道德上就不负责任。”老侠这样说。在老侠与王朔的探讨中，王朔告诉老侠他嘲笑知识分子，并不是不喜欢知识，而是不喜欢知识分子的虚伪和在社会中的拙劣表演，“我总要问自己，知识分子为什么这样，像狗一样咬来咬去，还不讲真话。他们一会儿说自己不是人，一会儿又用大道理教训人……这些人对权力的恭顺又使我觉得他们是帮凶，愚化人民，而且他们从中渔利……”老侠告诉王朔，中国文化人或者说知识人中的绝大多数，几千年来一直在做奴隶，可悲的是中国文化人做了几千年奴隶却浑然不知。从孔子、屈原的时候起就是如此，孔子不遗余力地盼望主子接受，屈原因主子抛弃而痛苦，老子则是中国的阴谋设计大师，他为中国的政治的阴暗运作提供了根本的游戏规则。因此，中国文化人只关心自己，很冷血。再就是玩计谋、使阴招，互相诋毁、互相揭发。有些知识人的智慧就是小聪明、小计算、小阴谋、小陷阱，用个堂皇的理由，只为捞半根稻草，不把自己当人看。从学校到家庭，大人们都爱拿韩信的韬晦之术教育晚辈，教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中国文人虚假到什么程度，所谓的隐士都一个个都大名鼎鼎，王朔认为出了名的，被咱们知道的，被夸成“老庄”的，都不太老庄，真正的老庄是咱们不知道的。老侠总结道：“历史有多长，隐士成名的传统就有多长。”王朔和老侠都认为中国文化人的语言是不可靠的，特别以白居易为例，白写了那么多为贫民说话的诗，很多人都以为他是一个同情普通老百姓和弱者的诗人，其实，白一直喜欢玩弄处女，经常买回一些十四五岁的女孩回家，玩到二十岁左右再卖出去。这样的人，会有同情心吗？在说到知识人的人格时，老侠有一段话十分精彩：“知识分子的圆滑几乎成了一种本能的身体反应。无论他的理论有多庄严，一见到对他有用的人，碰上对他有用的事儿，眼睛的光亮度、脸上肌肉的运动、嘴角的细微的抽搐，全向着谄媚的方向聚集……原来我以为这是制度性谎言造就的双重人格，后来福柯教给我一个词，这叫‘身体政治学。也就是无耻和温顺是血液中流出来的，不用刻意教导，不用事前彩排……”他痛心疾首地质问，“有许多比我们位置好的人，地位比我们高，影响比我们大，出来说几句真话也闪不了腰身，但这些人就是沉默。”王朔认为中国文化人的冷血、麻木与老庄的生存哲学有关。有的知识人狂妄到了极点，连牛津、哈佛这样的大学都请不动，在老侠看来完全太把自己当回事，太装清高了。牛津、哈佛出了多少顶尖人才，你这么大架子吗？王朔认为，此人是有意为之，做有大名的“老庄”。在老侠的心中，钱钟书是有学问的人，但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方法上的独创。他的《管锥篇》不过是从中国从汉代开始的注经传统的墓志铭。为一桌鸡毛蒜皮也要找来五洲四海的佐料，来来回回说些废话。“钱有方法吗？没有。有原创的思想吗？更没有。钱学的产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钱学饭碗的人研究些什么。”还有孔庆东、摩罗、余杰等人的自我吹捧和相互吹捧，孔庆东在写给他的导师钱理群祝寿词中这么说，“您和您的学生都是‘五四’精神传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查阅一下您的学生，可以发现，尽管他们闻道有先后，学问有深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君子，都是道德上的好人……我们在您身边，学到的不仅是专业，比专业更重要的是思想，比思想更重要的是精神。您是我们精神上永远的导师！”既吹老师又吹自己，既肉麻又滑稽。老侠说，孔庆东给他老师的祝寿词写得像悼词，是咒老师早日入土为安。。读者对这些人的品性都清楚，孔庆东根本不知什么叫道德，更没有什么思想，有的只是与‘五四’精神势不两立的奴才思维。摩罗在接受招安之后对‘五四’及其胡适、鲁迅反戈一击了。他们很有典型意义，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国文化人的道德水准和行为风格。老侠感叹到，中国的文史哲，做到今天，还没有一本令人满意的东西出来。中国人的教育最要命的还不是大学，而是中小学，特别是文科的课本。语文课本选的那些东西，败坏了学生的口味，把学生培养成为不知什么是好东西的白痴。老侠和王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了总统，认为中国文学成不了气候，主要是语言问题。文学史上肯定的那些大师，像茅盾、巴金、郭沫若、冰心、丁玲等，从语言的角度讲远不如肖红、张爱玲、沈从文地道。老侠对汉语写作的三种语言模式都进行了批判：一种是翻译体，以丁玲、冰心为代表，新时期则有马原、余华，翻译体更多是对西方语言形式的一种借鉴，没有特色。另一种是张扬的语言（后转化为泛政治化语言），这种语言的特点是极力张扬，以空洞的口号似的抒情为外壳，最后演变成一种朗诵腔、伪语言。郭沫若、刘白羽就是这种语言，后来的右派作家、知青作家都使用这种语言。还有一种语言就是周作人、朱自清、沈从文等人的美文语言，新时期的阿城、史铁生也属于这一类。这种语言来自宋词婉约派和明清小品文。老侠认为这种美文把语言变成一种虚飘的东西，可以把人世的苦难、内心的挣扎全部抹平，等于是用一朵玫瑰装饰伤口。他举例说，周作人的小品文可以把他当汉奸、受到全国人民唾骂时的内心挣扎抹得天衣无缝，好像他一直在游山玩水、溜鸟赏月。老侠说，八十时代获奖的那些作家，要么是右派的真理训词，要么是美文。知青作家的语言则是美文加大抒情的东西。老侠和王朔都十分认可湖南作家残雪的语言，说她的语言怪、冷、有种冷彻骨头的怪笑，受卡夫卡的影响很大。尽管王朔对鲁迅有异议，认为他的成就和作用被夸大了，而且心胸狭窄。但老侠还是觉得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难以跨越的高峰。“要超越他，就不是多读几本书、多积累点儿知识，多写多少万字能做到的。要有一种天赋的个人的深度才行。”他也承认鲁迅后期太意气用事了，是个悲剧甚至是滑稽剧。鲁迅有盟主欲，希望被仰视，连写情书也是老师与学生的口吻，这种欲望导致了他的狂妄和失控。在老侠看来，鲁迅后期之所以如此，是我们的文化没有给他提供一种更高的尺度。老侠分析了郭沫若、刘白羽等人的张扬语言、冰心、丁玲等人的翻译语言、沈从文、朱自清等人的美文语言之后，认为“唯一不可模仿的是鲁迅的语言，那种又黑又冷又沉又热又锋利又幽默的语言。”王朔和老侠还对一些走红作家进行了批评，比如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在老侠看来是彻底的失败，“王蒙的意识流是瞎扯淡，汉语的时态就写不了意识流小说。这么简单的语言时态，怎么能模拟出人的意识的流动。”他们还对知青文学、寻根文学进行了批判，认为知青文学很虚很假，是伪崇高，当知青时回城欲望是那么强烈，回到城里后，却欣赏起那种老牛炊烟茫茫丛林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了，所有的灾难一笔勾销，从未认真自省过。寻根文学不过是受《百年孤独》的影响，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是硬编出来的。写寻根文学的人以掉县志为荣，证明根就在这里。《美人赠我蒙汗药》对传统、对现实、对文化、对人性都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尽管观点尖锐、语言刻薄，但却是真心话，实在话，很多观点相当准确和深刻，很多语言可以说是入木三分，让我受益非浅。老侠对对话者王朔也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认为他不仅走向了媚俗，而且功利甚至恶毒。王朔也解剖了自己的俗气的一面、功利的一面，也对自己的机会主义进行了反省，但他认为自己心肠并不坏，从未想过去害别人。后来，他远离了影视圈，也基本上远离了大众文化，为的是活得真实一些。希望读者能有机会读到这部别具一格的著作，相信读过该书的人都会大有收获。（楚梦，本名倪章荣。作家，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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