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爱科学的康熙帝为何没将中国引上科学之路 【猫眼看人】
时间：2018-04-13 16:02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阅读：次
爱科学的康熙帝为何没将中国引上科学之路王贵成/文
说起康熙皇帝，那可是让人由衷敬仰的一代明君。少年时代就一举粉碎了鳌拜反革命集团，然后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他一个人就做了好几代皇帝也未必能完成的事情。一般人不知道的是，康熙帝还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最爱好科学的一位。他年幼登基，不久就遇到了棘手的历法之争一案。他根据实测结果，了断了这一纠缠多年的科学官司。康熙晚年组织了史无前例的大地测量，并下令编纂了《历象考成》与《数理精蕴》等天文学和数学著作。遗憾的是，康熙喜爱的是旧瓶装新酒的御用科学，并没有引导中国走上近代科学之路。
客观地说，康熙帝是一个爱学习科学知识的好学生，中西历法之争促使他发愤学习西方科学。他晚年曾回忆说：“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於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庭训格言》）实测证明西方天文学比钦天监使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法在计算方法上都更准确，从此，康熙帝笃信来自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他在平反历狱后，驱逐了杨光先，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1669年，他下令南怀仁监造天文仪器。1673—1674年间，他让南怀仁进讲几何学和力学等知识。西方传教士希图以科学为传教铺路，康熙帝则需要科学为朝廷服务。他对科学的兴趣还惊动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下令向中国派遣精通科学的传教士。从1688年起，先后在康熙身边的法国传教士有白晋、张诚、雷孝、巴多明和杜德美等。康熙曾向安多、张诚等学习几何学、代数学和天文学，向白晋、巴多明等学习解剖学。为此，传教士们还编译了满文《几何原本》、《借根方》、《钦定骼体全录》等书。康熙帝晚年亲自组织进行了两项大科学工程。首先是全国范围的地图测绘。从1708年康熙帝命法国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人测绘“长城图”始，至1715—1717年完成云南、贵州、湖北、湖南等地测量，基本完成了全国的经纬度测量，测得经纬度点641个。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大地测量。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的创举，在世界大地三角测量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各省地图测绘之后，由杜德美总其成，编绘全国地图，於1718年完成，定名为《皇舆全览图》，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实测地图。中国大地测绘是康熙帝利用耶稣会士为其服务的成功典范，但同时也可以说是耶稣会士利用康熙帝的支持开展科学工作的成功范例。由於清廷将这一成果视为秘籍，这一工作虽然在欧洲被视为近代地理学的重要成果，却未能为中国地理学和地图测绘学走向近代奠定基础。第二项大工程是《律历渊源》一百卷的编纂，包括《历象考成》、《律吕正义》和《数理精蕴》三部书，是一套包括天文历法、音律学和数学等知识的科学著作。编纂工作始於1713年。康熙帝从全国调集了汉、满、蒙族的一批专门人才，以皇三子允祉等任“奉旨纂修”，以何国宗、梅?成任“汇编”，集中於畅春园蒙养斋进行工作。至康熙六十年（1721）完成，在他去世之后於雍正元年（1723）刊印问世。不要看康熙这么喜欢科学，实际上他是以继承华夏正统自居的，“崇儒重道”是他一贯的基本国策。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康熙也认真研读中国典籍，他对宋明理学家对於自然现象的解释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不喜欢耶稣会士传播的那一套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而推崇朱熹的格物致知论。这就导致康熙的科学素养并不深，他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十分肤浅。他利用传教士在科学技术上的专长为清廷服务，却并没有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革命性。根深蒂固的天朝大国观念，也使他没有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价值，他从来没有试图去了解西方。康熙帝暮年，由传教士挑起的礼仪之争，最终导致他发布了禁教令。他去世之后，继位的雍正厉行禁教，在华西方传教士大都被驱逐出境了，由传教士维系的西学东渐随即坠入低谷。由此可见，康熙喜欢的并不是作为西方近代文明支柱的真正的科学，而是一种御用科学，指导思想上追求为皇朝的现实政治服务，政治立场上必须保证合乎当时的“崇儒重道”的既定政策。基于此，这种御用科学就必须要由皇家来掌握、控制和垄断。康熙帝对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加以严格的控制，一旦传教士的活动超出了他许可的范围，他就严加禁止。因此，耶稣会士的科学活动在相当程度上仅局限於宫廷一隅，未能得到必要的传播。乾隆朝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说：“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愈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矣。”四库馆臣对清代官方的西学政策总结得十分精辟，即所谓“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这一政策即源自康熙帝，它妨害了中国人了解西方、理解西学。在康熙帝的影响下，钦天监虽然聘用了耶稣会士，采取了西法，但其任务和工作则依循旧轨，毫无求新求变，清朝也没有建立任何新的科研机构，最终导致在中西交流频繁的康乾盛世，国人对近代科学毫无感知。康熙帝生活的17—18世纪，是世界思想史和科学史上的革命时代。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兴起打开了通向近代科学之门，数学和计量方法、观察与实验方法的广泛运用，铸就了科学革命。伴随著科学革命而来的还有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洛克的《政府论》倡导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法治和分权等理念，奠定了英国近代宪政的理论基础，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并没有顺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这使得他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黯然失色。康熙苦心经营御用科学，虽然试图将完全不对等的中西科学进行融合和会通，然而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将中国科学引向了歧途，中西科学的差距由此不断扩大。到了1840年以后，积贫积弱的中国只能任由列强宰割。思想的禁锢和文化的束缚终于让中华民族尝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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