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靠谱法律分析：为何判刑都挡不住农民用高毒农药？【猫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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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靠谱法律分析：为何判刑都挡不住农民用高毒农药？【猫眼

时间：2018-04-13 16:00 来源：未知作者：admin 阅读：次

靠谱法律分析山东寿光毒大葱事件，为何判刑都挡不住高毒农药？文/周筱赟=============================核心提示沈阳毒大葱含高毒农药甲拌磷，毒死山东寿光百余只羊。沈阳种植户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该罪最高可判死刑。为何判刑都挡不住农民使用高毒禁用农药？甚至成为某些蔬菜产区普遍潜规则？因为利益！如果农民种菜无利可图，甚至亏损，那当然使用见效快、价格低的高毒农药，反正他们自己不吃自己种的菜。农民处于农产品产业链的最低端，根本没有议价权，他们怎么可能投入更多的人工和成本使用低毒高效农药呢？只有政府加大农业投入，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让农民有更多的议价权，让蔬菜价格进入合理区间，让种植户通过种菜能获得正常合法的利润，如此才有可能遏制高毒农药滥用。过低的价格买不来食品安全！=============================

原题：禁绝“毒大葱”，仅靠严刑峻法远远不够文/周筱赟，作者系法律学者原载《新京报》2017年9月1日评论版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山东寿光农户百余只羊，吃了来自辽宁沈阳一种植户产的大葱后死亡。随后，寿光市卫生检疫站工作人员在喂羊的大葱叶中发现了甲拌磷、毒死蜱等剧毒农药成分。报道称，涉事农户在沈阳当地承包了200多亩地种植大葱，年产量超过100万斤，今年收获的大葱都已经收割运走了。此次涉案大葱可能是今年最后一批运走的。目前寿光市5.2万斤问题大葱已封存并集中进行了无害化销毁。毒大葱事件中，监管部门去哪了？这可能是今年最重大的一起食品安全事件。蔬果农药残留（简称农残）问题，值得监管部门和公众舆论高度重视。可惜，随着新的社会公共事件不断出现，就再也没有多少人关注毒大葱了。国人总是很健忘的。此次事件中被检测出的甲拌磷，属于高毒农药。早在2002年农业部第199号公告中，就禁止甲拌磷在蔬菜、果树、茶叶和中草药材上使用。而2013年农业部第2032号公告，自2014年12月31日起，撤销毒死蜱在蔬菜上的登记，自2016年12月31日起禁止在蔬菜上使用。蔬菜瓜果被媒体曝光农药残留超标，这样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而每次有关部门查处的，通常就只是被媒体曝光的那一批，通常就是宣称未流入市场，通常就是立即全部无害化销毁，通常就是有关部门宣称这是极个别情况，市场上的蔬果很安全。反正即使农药超标的蔬果，不会有人当饭吃，吃下去的达不到致死量。但是我就不信，在本案中，已经被刑拘的该种植户，一年种植超过100万斤大葱，前面都从来不用高毒农药甲拌磷，就偏只在最后一批5.2万斤大葱上用了！我更不信，当地其他种植户都从来不用甲拌磷，只有被刑拘的这个种植户使用。这类蔬菜水果禁用的高毒农药在当地市场可以随便买到，都用到哪儿去了？据《北京青年报》记者调查，在沈阳当地的种子农资批发市场，很方便买到甲拌磷，购买时也并不需要按照规定登记身份证等个人信息。早已被明令禁用于蔬菜的高毒农药，为什么却在大葱上出现呢？这就说明，所谓层层关卡的监管体系，根本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蔬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应当都有食药监局的检测机构，对蔬菜进行抽检。偏偏就是被媒体曝光的农残超标漏检了，你信吗？为何使用高毒农药成了某些蔬菜产区潜规则？将被禁用的剧毒、高毒农药用于蔬菜、瓜果、茶叶和中草药材等的农作物，或明知该农作物被使用禁用剧毒、高毒农药仍然销售的，构成《刑法》第144条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其他严重情节，处5年以上10年有期徒刑，如致人死亡，最高可判处死刑。《刑法》第143条另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同样包括含有严重超标的农药残留的情形，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存在相似之处。两罪的根本区别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中所使用的农药，是允许在蔬菜、水果等上使用的，但由于过量使用等原因，导致农药残留超标。该罪是危险犯，除不符合安全标准外，还要足以造成法定的危险结果才入罪。“危险犯”翻译成“人话”，就是没达到危险程度就不入罪。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则是使用了禁止使用在蔬菜、水果等上的农药，且该罪是行为犯。“行为犯”翻译成“人话”，就是只要实施了该行为，就构成犯罪。显然，“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社会危害性更大，惩罚力度也更大。近年来，种植户因使用禁用农药被判刑的案例并不鲜见。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可以搜到相关判例700多个，都是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入刑。甚至有广东中山市农民仅因用了一支200毫升高毒农药被判刑9个月。可是，在严刑峻法之下，为什么在蔬果使用禁用农药的报道仍然频现于媒体，甚至成了某些蔬菜产区普遍的潜规则？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利益。因为高毒禁用农药见效快、价格低，而低毒农药见效慢、价格高。马克思在《资本论》引述英国工会活动家、政论家托马斯·约瑟夫·登宁的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829页。周筱赟按：很多人误以为这句话是马克思本人说的，其实是以讹传讹。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脚注中的引文。）其实，这同样是人性的弱点。单靠严刑峻法遏制不了人性的弱点，更何况监管还是形同虚设。过低的价格买不来食品安全！面对高毒农药滥用，有人想回到原始农业时代，彻底禁用所有农药。但这将导致农作物产量大幅度下降，种植户如何维持生计？这显然不切实际，卖情怀解决不了问题。实际上，只要不过量使用低毒农药，经过一段时间降解，农残就可以符合安全标准。售价高昂的所谓“有机蔬菜”，其实根本不是不使用农药，而是在上市前一段时间不用农药，让农残降低到安全标准范围内。有人提出加大高毒农药管理，尤其在蔬菜产区禁止高毒农药销售。这当然非常有必要。如前所述，所谓的层层监管，根本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现在农药流通领域，虽然也要求实名，但到县以下就很难监管，高毒农药轻易就能买到。而农业部早就彻底禁用的33种高毒农药，一些小农药厂仍在违法生产。可是，还有10多种限用农药怎么监管？如这次事件中的甲拌磷、毒死蜱虽严禁用于蔬菜，但可用于棉花、烟叶、苗木等非直接食用的农产品上。如果种植户以用于棉花为由购买却用于蔬菜，反正种植者自己不吃。这该怎么办？直接监管每一瓶农药的流向，显然并不现实。这就是农药监管的现实困境。种植户为什么乐衷于使用这些高毒农药呢？关键在于，高毒农药虽然对消费者毒性强、残留时间长，但对于种植户，却是杀虫效果强，而且价格低廉。而这几年，化肥人工涨价、菜价过低导致蔬菜烂在地里、过路费高昂导致利润极低等报道常见报端。在种菜利润微薄情况下，要求种植户投入更多的成本使用低毒高效农药，显然效果不佳。我的建议是，一，加大源头管理，加速淘汰小农药厂，严禁彻底禁用的33种高毒农药生产，并加速淘汰禁用其他高毒农药。二，加强农药销售环节的监管，真正落实实名制购买。高毒农药绝对不能随意买到。三，加强农产品销售环节的检测，食药监局要承担起责任，不能只收钱不检测。但相比以上三点，有一点最重要的，却是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四，过低的价格是买不来食品安全的！公众应当明白，既要价格便宜，又要吃着放心，这两者根本是不可能兼得的！很多人可能一时无法理解，我就举个淘宝的例子：你在淘宝上买东西，同样的商品，如果某家淘宝店比其他所有店的平均价格低了很多，这家店的商品肯定有问题，绝对不能买。购买市场平均价格的商品，质量才有保证。淘宝上1000块钱就能买到八核独显电脑呢，你敢买吗？但是，现在种植户处于农产品产业链的最低端，根本没有议价权，他们怎么可能投入更多的人工和成本使用低毒高效农药呢？只有政府加大农业投入，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让农民有更多的议价权，让蔬菜价格进入合理区间，让种植户通过种菜能获得正常合法的利润，如此才有可能遏制高毒农药滥用。如果农民种菜无利可图，而退出成本又太高，那势必导致滥用高毒禁用农药。2017年8月31日写，9月4日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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